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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中国保龄球生存现状 最穷运动队背后有本难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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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龄球   ●中国保龄球队在广州亚运会中取得四枚铜牌的成绩,分别是女子双人赛、女子三人赛、女子个人全能赛以及男子个人精英赛。   ●为了备战广州亚运会,三年来,中国保龄球队男女11名队员中有两人离异、六人离职、三人放下了手头的生意。   ●近两年来,为了节省训练开支,中国保龄球队先后辗转北京、哈尔滨、昆明、盐城等大小城市进行集训。   每人都有伤心往事   11月24日下午,天河保龄球馆。仍未脱掉国家队比赛服的张玉红坐在场边为队友杜建超加油,这是中国保龄球队广州亚运会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男子个人精英赛二三名决赛。而张玉红因为上午的比赛发挥不佳,没能晋级女子精英赛的最后二三名决赛。不过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广州亚运会中国保龄球队表现最出色的球员:此前的女子双人赛、女子三人赛和个人全能赛,张玉红已经为中国队拿下三枚铜牌,结束了中国队在亚运会保龄球项目上的无牌史。   “真的非常激动,这是几代从事过这项运动的人的梦想吧。”张玉红说,四年前她也参加过多哈亚运会,拿了个第四名,与奖牌擦肩而过,这成为她四年后重回国家队的最重要动力。但激动之余,35岁的张玉红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今晚之后,保龄球项目全部结束,国家队就地解散,她将立刻从一位代表国家出战亚运会的国字号选手,转而成为一名失业人员。   “再找工作呗,四年前也是这样。”张玉红说起来轻描淡写,但谈到家庭,张玉红轻松不起来了:“现在就想着回老家看看孩子,三年来没见过几次。”   “那老公呢?”   “离了。哪个老公能忍受老婆为了打保龄球辞掉工作、三年不着家啊。”   广州亚运会期间,中国保龄球队最红的人,应该是49岁的老将米忠礼。作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许多媒体前去报道采访他:   球痴9年前迷上保龄球,辞掉工作,卖掉家当,与妻子离婚,自费去韩国学习弧线球技术,然后就靠着打打国内的锦标赛、场馆赛赚取奖金甚至与人赌球为生,结束此次亚运会,他又将回复到这样以球养球的生活中……   但张玉红也好,米忠礼也好,都不是整个中国保龄球队的特例。用领队崔伟红的话来说:这支队伍中每一个人的故事,她说出来都会泪流满面———   张鹏   37岁的辽宁汉子,在老家开有自己的保龄球馆。2007年就开始进入国家队备战此次亚运会。球馆的生意一落千丈不说,个人生活上,“从争吵到冷战,最后解体了。”亚运会自己的比赛结束后,张鹏坐在场边,用10个字概括了三年来家庭生活的巨大震荡,然后潸然泪下。   姜微   加入国家队前是北京一家设计公司的高级白领,为了能参加亚运会,把工作辞了。“希望回去后原来的公司还能要我吧。”   许兰   同样参加过多哈亚运会的“老将”。但因为右手中指已经明显变形,国家队迟迟不敢将她招入队中集训,直至今年8月才向她发出邀请。她辞掉了原先在服装店的工作毅然进队,现在,同样将加入失业大军。   潘鸿岳   地道的广州人。2003、2004年的时候就进入过国家集训队,但因为觉得“打球没前途啊,连自己的生活都保证不了。”于是随姐姐去海南做生意,整整两年没碰过球。但2008年,依然放不下对保龄球的牵挂,在国家队征召下,放弃了生意,重新回队。   ……   高消费,低投入   相比这些为了参加一次亚运会而不得不令自己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队友,杜建超与杨穗玲应该是这次国家队中运气最好的两个人。   杨穗玲这个名字,在中国的保龄球界算是相当响亮。这个来自广东四会的姑娘,在2005年的丹麦世锦赛上,赢得了女子精英赛的冠军!但也因为是保龄球,她这个世界冠军,只在保龄球界和她现在所工作的佛山小有名气。佛山当地政府为她安排了“佛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协会”的一份公职工作,并且此次亚运会也让她带薪参加集训和比赛。“如果单位不放人,我肯定来不了了。”杨穗玲说,“毕竟想再找一份这样稳定的工作可不容易。”   至于来自广西的杜建超,最终赢得了男子个人精英赛的铜牌,这也是中国队在保龄球男子项目上迄今惟一的亚运奖牌。在家乡同样开有自己的保龄球馆的杜建超,为了此次亚运会,也放下了生意。   “但幸好老婆支持我,辞了工作帮我打理球馆。我每天结束训练后都会打电话问问情况,遥控指挥一下,所以那600块钱,还不够我的电话费。”   600块,是这次亚运会期间中国保龄球队被报道时提到最多的一个数字。崔伟红不只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保龄球队队员们这三年来每月仅仅有600块的补贴。中国保龄球队,也因此被称为整个中国亚运代表团中“最穷的运动队”。   其实这里有一个误解。作为国家小球运动中心三部的部长,崔伟红介绍说,像藤球、台球等等这些非奥项目,所有的集训队员,都是领着每月600块的补贴。而保龄球之所以穷,更多还是因为这个项目本身的特点。   “藤球一个球几十块,一双羽毛球鞋、一个羽毛球场就能支开训练了。训练投入非常少。但保龄球不一样啊。”崔伟红说,“它本身就是高消费的运动,场地、器材、训练都要求很大的投入,而现在国家拨的钱,远远不够。”   崔伟红虽然名为部长兼领队,但更多时候却像是保龄球队的管家和保姆,精打细算着球队的每一项支出:一条球道下一次油就是十块钱,一个球一千多,租一个场子训练一小时200块,每天6小时……租房、交通、吃饭都要从有限的经费中支出,“有时真的很头疼,租距训练馆近一点的地方住吧,房租很贵;租远了,交通费又会增加……”   崔伟红的话很容易让人迷惑:为什么国家队的集训还要租球馆租住房?但这就是像保龄球这样的非奥项目的现状。“奥项一般都有自己的训练基地,吃住都不用花钱,就是这样,奥项每人每天的集训标准也比我们非奥项目高出许多。而我们保龄球队,每人每天130块,所有的费用都要在这个标准里。不要说在北京了,现在中国随便到哪一个城市,都很难生存啊。”崔伟红说。   所以仅仅是2008年以来的这两年多时间,中国保龄球队就在北京、哈尔滨、昆明、盐城等大大小小五六个城市备战过。“哪里提供的条件最便宜、最省经费,我们就去哪里,像打游击。”队员潘鸿岳说。比如去昆明,就是因为“那里有个集训基地,空着个球馆,连吃住带打球,每人每天才收我们120块,所以我们就去那里训练了一段时间。”潘鸿岳说。   能满足基本的训练已经让球队非常满足了,更进一层的训练条件或者手段,崔伟红说她想都不敢想。   “国外人家训练,比如东南亚那些发达国家,肯定都是有固定的A M F球道或者宾士域球道,比赛用哪种,他们就在哪种球道上训练;每条球道可能都配有六七个高速摄影机,一颗球打出去,你的动作、球速、线路都可以详细纪录,然后有软件分析。而这些,我们完全没有。我们的训练,还完全停留在小米加步枪阶段,完全靠教练自己的经验和琢磨得来的。”崔伟红说,至于有无想过请外教的问题,崔伟红更是感叹“一个外教,月薪起码两三万美金,我的球员连吃喝都不够,我哪里来多余的钱请外教啊?!”   国内的训练条件艰苦,出国比赛也好不到哪里去。“韩国、马来西亚的运动员出国比赛,每人都是带十几二十几颗球,那得超重多少啊?我们出不起这个超重费,所以飞碟一般只让球员带四颗球,弧球带六颗。但即使这样,有时还是会超。没办法,有的队员自己付那个超重费,还有些女孩子,就抱着一两颗球上飞机。”崔伟红说,“可是到了比赛地,我们带的球不一定适合那个场地,但没什么挑选的余地,也只能将就着用,所以比赛还没开始,在器材上已经先输给人家了。”   此外,崔伟红最喜欢说的故事是,因为出国比赛经费有限,为了能多出去比赛,“我们每次出国都是三四个人挤一间房,领队教练啥的,都打过地铺。而且队员们都特别懂事,经常就是在酒店吃饱了自助早餐,中午那一顿就不吃了,等训练或者比赛完了再吃晚饭。”   问心无愧不代表想再来一次   在这样的训练和比赛条件下,想取得好成绩,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本届亚运会的四枚铜牌,已经让中国保龄球队的每个人自豪和满足,每名运动员在接受采访时都会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已经尽力了,我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不代表还可以再来一次。2006年参加过多哈亚运会保龄球比赛的中国男队队员,这一次没有一人出现在广州的赛场。女队也只有许兰、张玉红和杨穗玲三位两朝“元老”。   “代表国家队打亚运会,也算是了了一个心愿了,下次,应该不会再来了。”张鹏这样告诉记者,至于原因:“真的要付出太多了。现在只想着回去,重新搞好球馆,好好继续自己的人生吧。”   队员走了就不再回来,崔伟红完全可以理解。“我们的男队员,基本都是三四十岁,正是要养家的时候,不太可能长时间就拿着那每月600块的补助生活;女队员二十六七,也都该结婚成家了,我也真的不好意思再把她们叫回来。”   所以每一个亚运周期,刚刚培养了一批稍稍成型的队员,亚运一结束,就立刻流失掉了。这不仅仅对于这些球员本身是巨大损失,对于国家的财政,也同样是。虽然国家对这个项目的投入有限,但仅以此次亚运备战为例,按崔伟红的账本:2007年底拉起队伍,男女各十名运动员,加上教练总共约25人。当时的训练费用是每年100万,出国比赛的经费约每年40万,再加上每年20万的全国比赛经费补贴、50多万的器材费——— 每年的投入也在200万以上,三年就接近800万。而随着这批运动员的就地解散各奔东西,这800万就等于浪费了大半。下一个亚运周期,又需要一个800万从头再来。   ■ 声音   下一届(亚运会),我肯定不来了。年龄大了,也该现实一点,要为生活多考虑了。找份安定的工作,该成家了,不能老耗在这上面。要不到最后,除了打球,什么都没有,以后怎么生活?保龄球没法维生啊。   ———许兰。25岁的许兰,15岁被珠海体校选中练习保龄球,算是中国队中少数正规科班出身的,但10年保龄球生涯,给许兰留下的最重要纪念,就是已经严重变形的右手中指与无名指。   有时看着人家不停地打全中,真的挺郁闷的。但没办法啊,我们平时哪有条件练弧线球啊。   ———杨穗玲。在弧线球已经成为目前国际比赛的潮流时,中国保龄球队员、尤其是女队员,更多还是不得不以稍显落后的飞碟球技术与强大的对手竞争。   保龄球打到一定水平,就是聪明人的运动。我常常问自己,我们和韩国人、马来西亚人比,到底差在哪里?我们13亿人,为什么那么多项目可以拿冠军,就这个项目上不能把国旗升到最高点?   ———张鹏。在采访中数度落泪的张鹏,在采访最后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但与其说是疑问,不如说是感叹,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其实都知道。   记者手记   最难的不是穷而是不被认同   这次亚运会,除了采访保龄球、藤球、体育舞蹈等非奥项目,我也负责采访了飞碟比赛。第一天去飞碟场踩点,看见一个穿着中国队服、教练模样的人,与他交谈,他说他只是队医,跟队好几年了,但我问起许多技术上的情况,他都说不太了解。“我只要负责运动员的健康就好了。”   当时的感触好深。因为之前在藤球馆与30岁的老将王晓花聊天,她说她年初一进队就扭伤了大腿。“当时好绝望,因为没有队医,只能盼伤势自己好起来,要不就得回家了。”   保龄球队也是同样的情况,崔伟红总爱强调:“我的队员连吃住都不够,我还哪里养得起一个队医?”所以每天训练完,队员们基本都是相互按摩一下,但因为都不专业,所以每个人的肩颈、膝盖、手指都全是伤。   非奥项目与奥运项目的差别,从一个小小的队医身上已经可以看出。保龄球虽然现在在中国也没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总好过常人无法企及的飞碟运动。昂贵的投入、严格的禁枪令让飞碟根本不可能在中国普及,但从事这些运动的那寥寥可数的运动员,至少不必为生活或者未来操心。   而这些保龄球选手的未来却远没有如此乐观。他们要回去重新面对惨淡的生意,或者破碎的家庭。“像那些女孩子,想找好的工作也不容易,很多人可能也就是再回球馆打工吧。”崔伟红这样预测她手下这些国字号女球员的前途。   “我们的领队有时就像个乞丐,到处拉赞助。因为有时我们连买训练服的钱都没有,崔部长就求人家:不用给钱,就给我们几件衣服吧!”崔伟红说起她的队员眼睛会湿,队员们说起领队也同样哽咽。此次亚运会取得的四面铜牌,能改变中国保龄球队这种凄惨境地吗?   “很难有根本改变。”崔伟红直言不讳,就像她在谈起保龄球有无入奥可能时一样,“就算让我投票,我也不会投。因为这项运动受商业的控制太大了。”   对于一个非奥项目,甚至因此从全运会、甚至省运会上消失的项目,谁会来出钱在青少年中广泛推广呢?因为没有群众基础,以亚运为周期的国家队选材每一次都捉襟见肘:两年没碰过球的潘鸿岳被选进来了,因为他会打弧线球;手指严重变形的许兰在亚运前三个月还是被招进国家队了,因为实在挑不出更合适的人……   国家队每名队员在谈到韩国队的情况时都充满羡慕。“他们从小学就开始推广保龄球,中学、大学如果保龄球打得好都会有加分。如果在国际比赛中拿了成绩,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奖金,一直发到去世为止。”潘鸿岳说,“所以他们从小到大的一整套训练体系非常完善,出来打比赛的队员也都有长达三五年的磨合,所以在比赛中的经验和默契度,都不是我们能比的。”   韩国目前的保龄球水平,已经可算世界第一,本届亚运会,他们拿下了12枚金牌中的8枚。为什么这个国家如此重视保龄球运动?亚运期间我也曾好奇问过一位韩国队的教练,这位教练只是简单地回答:“因为仅在首尔,我们就有超过100万的保龄球注册会员。”而之后,我又问过韩国飞碟队的情况,他们的队员大多来自军队,借着军队的器械便利顺便练习飞碟,本届亚运会上,韩国在这一项目上无一金牌入账。   亚运期间采访中国保龄球队,绝大多数时刻都是气氛沉重的,而最沉重的一刻,是那位近1.8米的东北汉子张鹏数度在与我聊天时哽咽到难以开口。“许多人说我们穷,但钱真的不是最大的问题。”张鹏说,“这三年,我也曾站在领奖台上看国旗升起,但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国旗在那一刻,就是显得比别人的小,这种感觉才是最难受的。”   这种不被认同感,或许才是中国保龄球选手心底最深的痛。“我最喜欢的运动员是邓亚萍。当我代表国家队比赛,那种击出全中之后的快感,那种全情投入到比赛中的感觉,我觉得和赛场上的邓亚萍,和其他任何项目的运动员,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但相同的也只能是赛场上那一瞬间的快感,而走进赛场之前所需要经历、付出甚至失去的,更重要的,还是在走出赛场之后所能获得的,名也好利也好,非奥项目与奥运项目,仅以保龄球而言,至少在目前中国,还是会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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